地下赌庄与“蟋蟀教授”-1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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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上海之前，能看到斗蟋蟀的赌博吗？我们已经观赏了它们在方大师博物馆里的战斗，我们还看见了商贩在万商和其它市场“测试”它们，但这一切感觉越来越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难道赌博与蟋蟀不是从最早的记载开始就连在一起的吗？贾似道的书不就是为他的赌友写的吗？上海话里蟋蟀叫“财积”，不就是“收集财富”的意思吗？当那么多被认做“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在渐渐消失，不正是赌博使市场成为可能，使斗蟋蟀延续下来了？不正是赌博使这些交易做得轰轰烈烈，使我们的对话进行得热热闹闹的？
方师傅绝不是道德家，但他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说：赌博玷污了斗蟋蟀；斗蟋蟀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人与动物的学问；大多数赌徒对蟋蟀毫无所知，也没兴趣，他们大概宁愿赌麻将或足球。
方大师的话很有权威，倒不仅仅因为他身体力行。他的说服力还来自他的纯粹主义（作为大师的严谨）和热诚（他对蟋蟀及其创造的戏剧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即使如此，少了赌博，似乎有点不真实。尽管赌博被积极抵制，但人们总在谈论它。就好像，对训虫师和观众（而不是对蟋蟀）而言，这些非赌博的战斗只是彩排而已。
但也许只是时机不对。两星期后，七宝锦标赛进入最后阶段，没有数百也有数十人在博物馆院子里的闭路电视上观战；写这篇文章时，我记得某个星期六，在蟋蟀市场跟一位张先生聊天，他说，二十世纪初期，他的叔叔是为了荣誉而不是金钱而斗，那时候，蟋蟀冠军的训虫师们为赢得了红领带而自豪；纵观整个世纪，斗蟋蟀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可支配收入扩大了，才跟大量金钱挂钩的。但即使在七宝，也很难保证其纯洁度：难以想象没有赌注在周边的屋子里进行。博物馆里的讨论都是关于赌博的（赢家、输家、冠军及赌注），连方大师也被感染，跟其他人一起八卦。他也承认，赌博使战斗更精彩，增加了刺激和冲动。
但小胡和我恐怕不得其门而入。这是个绝对违法、非常封闭的世界，而我们的关系不够铁。发型师黄先生就不想带我们去。我那时刚刚抵达上海，在时差和潮湿天气的双重折磨下萎靡不振。小胡和我也还没有找到边说边译的节奏，是一个太不起眼的团队。在黄先生发廊里的谈话很尴尬，他提供了很多信息，且彬彬有礼，但对进一步发展关系保持警惕。 “不方便。”他果断地说。
我们的第二个关系小傅更热心一些。他的哥哥老傅是小胡父亲的老同学，我们四个马上就熟络了。小傅对蟋蟀懂得很多，并大方地分享他的经验。在他的摊位见面时，他带了一批自己的蟋蟀和一系列的工具，耐心地解释了许多专业知识。像黄先生一样，小傅的人生很坎坷，所幸的是，老傅既当哥哥，又如岩石一般坚强。他给小傅的生意提供自己专家水平的古董知识，并履行了对母亲的承诺：确保弟弟的安全和健康。并不是小傅不让我们去观战，是他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否决了这个提议，他只好尴尬地拒绝了我们。
最后，还是吴先生为履行对一个朋友的承诺，做了安排。该朋友也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吴先生在闵行区一个微型轴承厂对面的阴暗街角跟我们碰面，挤进我们巴掌大的奇瑞QQ，指点着驶过一片破旧的公寓区，穿过一个敞开的前门，最后进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刚够放一台电视，一个鱼缸和一个人造革双人沙发。
吴先生与荀老板的父亲很熟，荀老板是这个蟋蟀赌场的赞助商。荀老板不仅提供场地，还负责与片警的关系，保证有一个裁判，负责仲裁比赛和现金，并提供一个安全且管理有序的公养房。为此，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杨老板向赢家提成百分之五。吴先生是数一数二的蟋蟀爱好者，我们后来发现，他还是很有天赋的蟋蟀裁判，但他只是一个小赌徒，而非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他后来很带歉意地解释说，他的各种古怪举止，都是因为这种不自在。
荀老板却很放松，很欢迎我们。他穿着田径运动裤、T恤衫、塑料人字拖鞋，带着金链，齐根的灰色短发，指甲仔细修剪过，拇指和小指的指甲超长，且修得很尖。 “请自便，”他说， “想问什么就问。”但吴先生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非常紧张。我想起他在出租车上的指示：斗蟋蟀时禁止吸烟、喝酒、吃东西，不要洒香水，不要带来任何气味，不要说话，不要制造任何噪音。 “我们会像空气一样。”小胡向他保证说。
但不打扰人家太难了。我后来发现我们受到了典型的客人待遇，荀先生坚持让我们坐在长而窄的桌子的一头，紧挨着裁判，那是观看蟋蟀的最佳位置，并直接面对唯一的房门。赌场很简陋：一个粉刷过的毫无装饰的房间。这么简单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圈子里的朋友进来，可以把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人一览无遗。
几天前，小胡和我看了一个揭露蟋蟀赌庄的电视报道，是偷拍的，采访效果很模糊，因此我们以为赌场是一个昏暗的地窖，里面处处都是见不得人的交易。但杨老板和荀老板的赌场却不是，一盏日光灯，灯光射进每个角落，桌面上盖着白桌布，消过毒的器具（菣草和鼠须刷、绒球、过笼、两双白棉手套——只有工作人员能碰）如手术器械般整齐地排列在透明的塑料竞技场两边。
但透明度和安全（窗口塞满厚垫子，好隔绝屋内屋外的声音）也许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事情很严肃，但也是娱乐：男人的娱乐。荀老板用他不动声色的个人魅力管理着整个房间，裁判很投入，也很机智。他对挤满一屋的人非常有礼貌，很有分寸地叫注，尽管有大量的钱在桌上易手，但他使一切进展迅速，还用轻松的幽默处理摩擦。
“谁先来？”裁判开场，向坐在他两旁的训虫师问道。他们的动作缓慢而刻意，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们套上白手套，揭开盖子视察里面的虫子，用菣草把它们唤醒，然后小心翼翼地转移到竞技场上。其中一人有点笨拙，他把斗士从过笼里放出来时，身体开始发抖，头上冒汗，手微颤。他深知大多数赌注在虫子还未露面之前就投了，而且很多人是根据训虫师而不是虫子下注的。蟋蟀出现在灯光下时，人人都往前倾，试图看得更清楚些，并焦急地等待动物展现精神、力量和本领的那一刻。
最初几分钟，大家都把赌注押在同一只身上，然后有人开始押另一只，直到裁判面前的第二叠现金已经跟第一叠持平了才停下来。拥挤、热气腾腾的房间喧嚣起来。握满百元钞票的男人们对裁判大喊，让他认证他们的赌注；投注一结束，他们又大叫赔率，诱惑其他人，好在旁边再做交易。裁判的声音盖过一切，把对蟋蟀和赌注的期待都提高。有的人大声嚷嚷点评虫子和赌注。其他人则只是默默地盯着。（小胡看着这一切，没有任何敌意，但试图向我表达赌徒世界的共性，他提起鲁迅在三十年代写的辛辣文章：“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然后，就在裁判指示训虫师把蟋蟀准备就绪那一刻，沉默突然降临，房间似乎都屏住了呼吸。两个训虫师再次用菣草轻轻地撩拨自己的虫子（后腿、腹部、斗牙）。但蟋蟀纹丝不动。如果靠得足够近，甚至可以看见它们的心跳。
终于，虫子开始鸣叫，表明它们准备好了。裁判大叫“起闸！”，提起竞技场中间的隔板。桌子周围，大伙儿的姿势变得僵硬，沉默更深了。小胡和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些虫子远比任何我们以前见过的都更能斗，而且不得不承认，更像斗士。它们看起来养精蓄锐，准备就绪。每次突袭、每次冲刺、每次扑向对方的牙或腿，房间里都会发出尖锐的、不由自主的吸气声。在这个挤得满满的空间里，所有能量都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戏剧上。一个奇点。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入戏”了，看看挤在我身边的小胡，他也如此，全副身心都在虫子身上。
是的，这就是工业区典型的赌庄，吴先生后来跟我们说。我们离开大楼，涌入空荡荡的居民区街道，大家点燃香烟，闷声说话，车门砰地关上。他说，在市中心的话，赞助商会租酒店套房，并亲自选定豪赌者；在那种场合，最低赌注是一万元，总额会远远超过百万。而今晚在闵行，裁判只略微鼓励了一下：“喜欢赌多少都行，这里都是朋友，今晚一百元就挺好。”
不过，晚上的某个时刻，当赌注攀升过了三万元时，来自南京的赌徒童先生第一次出手，他神情丝毫不变，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就把6000元的赌金投到桌子正中，然后淡然地看着裁判委派一名观察员把钱一数再数，直到竞技场的闸升起来，蟋蟀迅速凶猛地锁定斗牙、摔跤、相互翻转，一次又一次，难以置信的轻灵，它们的身体变得模糊，彼此周旋，整个身体扑向对方。然后，好像突然失去兴趣，两虫分开，回到各自的角落，拒绝训虫师撩拨它们回到赛场的努力。裁判让旁边罐里的两只蟋蟀鸣叫以刺激它们也没有效果。这两只蟋蟀就是用来应付这种情况的。这算是平了，非常罕见的结果，引得吴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他跟我们耳语道，真正好的蟋蟀会斗到筋疲力尽，这些虫子虽然很健壮且势均力敌，但训练得不够好。
战斗一结束，就好像咒也被解开了。至此，我才开始思考这个场景的暴力，这种强迫其它生灵作不寻常表演的权力，这种残酷，是的，还有我自己的麻木不仁。好吧，你可能会说，暂时忘记道德伦理（如果是这么回事儿的话）不奇怪，毕竟我们没那么亲近，这些只是虫子。毕竟没有流血，没有掉一块肉，没有不愉快的声音，也没有充满表情的面孔。它们不是狗、不是鸣禽，甚至不是公鸡，当然更不是对抗严酷无情的种族主义和阶级的拳击手。
而且，小胡和我在斗蟋蟀中那种聚精会神的“入戏”，感觉起来是比对困境中的动物那种习惯性的怜悯更深刻的同理。也许我们只是被弥漫整个房间的紧张气氛席卷，也许这只是金钱和风险的魔力而已。即使如此，席卷我们的浪头是对蟋蟀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感情结盟，并且，这种结盟是我们从方大师、吴先生和其他人那里学习的蟋蟀文化形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蟋蟀世界里才短短不到两个星期，我已经无法将这些动物与它们的社会角色（它们的美德、个性、流行及流通）分开，至少我已经会认定，这些战斗是它们的战斗，它们的戏剧。但我想把这一点说得清楚些：蟋蟀爱好者们塑造的文化和蟋蟀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效果，那就是我们这些通常不会跟昆虫混为一谈的人暂时忘掉了自然事物的规律（因此，这些动物既不是客体，也不是受害者，甚至不是人类愿望的简单投射）。这种结合的力量完全来自蟋蟀本身：它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种文化里，而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缔造者（这时候，语言，至少英文，又变得词不达意了，因为所谓蟋蟀与它们的文化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如果没有蟋蟀文化，那蟋蟀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蟋蟀，又哪有蟋蟀文化？）
如果蟋蟀看起来累了，如果它们退到后面，失去了对抗的兴趣，如果一个转身离开，垂头丧气地，裁判就会降下闸，把两个斗士分开，把定时器倒拨60秒，并督促训虫师照料各自的选手。就像拳击比赛中等候在角落里的助手们一般，他们开始忙碌，以恢复选手的斗性：用毛刷撩拨不同的部位，测试它们的技术。但是，正如一个拳击手受到沉重打击后精神受挫或受伤一样，蟋蟀常常只是趴在那里不动，对手则趾高气扬并鸣唱，裁判于是宣布战斗结束。赌场喧嚣再起，钞票再次飞动，大张的去赢家那里，5％换成小票子交给裁判。
蟋蟀呢？胜者被细心地放回罐子里，准备回家或回到公养室为下一场战斗做准备。失败者呢，无论多么勇敢，无论显示了几多“美德”，即使身体可能并无大碍，却已完成了它的职业生涯。裁判把它捡入一个网里，扔进桌子后面的一个大塑料桶里，好放归“自然”。每一个人都通过小胡，跟我说，没关系，不要担心，它没事的，谁敢伤害失败的蟋蟀会被诅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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