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在历史上深受最高统治者青睐

紫萱小店

      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蟋蟀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到的话题，而且它充当的角色与昆虫学著作中的完全不同。是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蟋蟀确实占着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2000多年来，这种本来十分普通的昆虫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有人畜养它，赏玩它；也有人吟咏它，歌颂它，人们为它而喜，为它而忧；因它而倾家荡产，因它而骤然暴富，并因此而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喜剧、闹剧。环视世界其他各国，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为蟋蟀化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更没有像我们那样，居然积累起内容丰富的当然也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蟋蟀文化”。

　　提到蟋蟀，首先让人想起的是斗蟋蟀的游戏。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它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而且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斗蟋蟀的是是非非，自古以来人们已经谈了许多，大多不外“玩物丧志”之类。但是我们要问：天下之游戏尽多，为什么独有斗蟋蟀千年不衰？天下之民族甚众，为什么只有我们才对这小小的虫豸情有独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也许，它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心理的一个侧面：崇尚自然，自得其乐，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实现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愉悦。其实，以草木虫鱼为诗歌、绘画及其他艺术的题材，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又是有密切联系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斗蟋蟀似乎是一项最先兴起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游戏。宋人顾逢在他的《负曝杂录》中记载，唐代天宝年间的长安富人已开始用珍贵的虫具畜养蟋蟀，用斗蟋蟀的方式进行豪赌，一掷千金。此前的王仁裕也记载，天宝年间长安宫女养蟋蟀听其鸣叫。唐玄宗是一个很会娱乐的皇帝，斗鸡走狗无所不为，斗蟋蟀始于此时的宫中和长安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对此我们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尤其是缺少实物方面的证明。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宋代确已有了斗蟋蟀游戏，并且很快就发展到相当规模。南宋姜白石的一首词里说，当时的杭州城里不但有斗蟋蟀的游戏，而且一开始就与赌博联系起来，所以蟋蟀的价格亦甚昂贵。按理说，斗蟋蟀赌注极大，只有富家子弟才有资格玩这种游戏。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游戏，斗蟋蟀并不为富人所专有，穷人也以之取乐。西湖老人曾在他的《繁胜录》里记载了宋代杭州城的胡同里斗蟋蟀的热闹场面。有意思的是，当时杭州城周围的农民纷纷捉蟋蟀到城里来卖，根据斗性的强弱确定价格的高低。还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各种笼具，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业的所谓“闲汉”。由此可知南宋的斗蟋蟀活动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已成为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娱乐活动。

　　斗蟋蟀在历史上是极得最高统治者青睐的，有两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即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和明朝的“蟋蟀皇帝”朱瞻基。一位宰相，一位皇帝，却冠之以蟋蟀之名，可见不是一般的玩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蟋蟀迷了。也因此，斗蟋蟀的名声愈加不妙，不仅是“玩物丧志”，而且还成为害民亡国的代名词。《宋史》载在外敌人侵，襄阳被围的紧急关头，贾似道置国事于不顾，竟然还在“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第--次把南宋的灭亡与斗蟋蟀间接地联系起来。

zhangguo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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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re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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