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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红旗

蝈蝈的历史　

蝈蝈各地方的叫法不同，河北叫“乖乖”，山东、河南叫“蚰子”，南方叫“叫哥哥”，又有将雌蝈蝈叫“驹子”或“驴驹”的。 “蝈蝈”二字是谐其鸣声而得名。“蝈”字最早出现在《周礼秋官蝈氏》中，注曰“蝈”指蛙。但有不同争论，清乾隆作诗《榛蝈》，“蝈”指蝈蝈。
《诗经》云“草虫”，这里的草虫一定包括蝈蝈。蝈蝈在中国是一种影响很大的古老昆虫和鸣虫，很受人们喜爱，在养虫界号称三大鸣虫之一。蝈蝈在古时多写作“蛞蛞”，也有写作“聒聒”的，又统称为“络纬”，英文名为“Katydid”。
《尔雅》释螽曰：“蜙蝑也”。杨雄月：“舂黍也，幽州人谓之舂箕，蝗类也，长而青，长脚长股，青色黑斑，其股是玳瑁纹。五月中，两股相搓作声，闻数十步。”记载中很像蝈蝈。明确记载蝈蝈的是明代袁宏道的《促织志》，在“论似”一节中云：“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明刘侗《帝京景物略》称：“有虫，便腹青色，以股跃，以短翼鸣，其声聒聒，夏虫也，络纬是也。昼而曝，斯鸣矣；夕而热，斯鸣矣。稭笼悬之，饵以瓜之瓤，以其声鸣之，曰蛞蛞儿”。又有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曰：少年子弟好畜秋虫，曰蛞蛞儿。......此虫夏则鸣于郊原，秋日携来，笼悬窗牖，以佐蝉琴蛙鼓，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贮而怀之。食以嫩黄豆芽、鲜红萝卜，偶于稠人广座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声助人叹息，而攸攸然自得之甚。”
从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可看出我国人民自古就喜爱蝈蝈这种鸣虫，历史悠久，但人畜养的均为大自然所产的蝈蝈。因蝈蝈叫声醇美响亮，是北国详蔼小康之声，预留其声在寒冷寂静的冬日。和其他鸣虫一样，在明朝人们想出了冬季人工繁育的办法，以后就形成了中国蟋蟀文化中的第二大部冬季鸣虫文化----蝈蝈人工繁育。冬蝈蝈也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刘侗《促织志》中专有“留”一节，书中曰：“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责尽----今都人多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棉覆之。伏五六日，土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状。置子蔬菜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名，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这说明在明末已能用温室暖炕人工繁殖冬季鸣虫。举一反三，冬蝈蝈、金钟等鸣虫也都从此可以冬季人工繁殖。明以后清宫设专人曰“把式”，繁育三大鸣虫，即油葫芦、蛐蛐、蝈蝈。
清乾隆皇帝还专门作咏蝈蝈的诗《榛蝈》。诗曰：“啾啾榛蝈抱烟鸣，豆野黄云入望平。雅似长安铜雀噪，一般农侯报西风。蛙生水族蝈生陆，振羽秋从解寒促。蝈氏去蛙因错注，至今名像混秋官。”乾隆很喜欢冬蝈蝈，好养冬季鸣虫。清郭麟有词一首《（琐寒窗）咏蝈蝈》：“络纬啼残，凉秋已到，豆捧瓜架。声声慢诉，似诉夜来寒乍。挂筠笼，晚风一丝，天水儿女同闲话。”说明清朝从上到下，养蝈蝈之风很盛，尤其是冬蝈蝈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
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录当时各鸣虫的价格：“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蝈蝈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则至十月，火难 火昷 者生，每枚可值数千矣。”蛐蛐儿在8 9 10月的天然斗蟋好，能斗胜者身价数金，但冬季份蛐蛐儿则价低多了，而在夏秋野外捉来的蝈蝈与油葫芦，价格就比较便宜。至于一只“可值数千文“的冬蝈蝈，是因物以稀为贵，人工繁殖，有很费工，身价自然很高，就是现在冬季人工蜕的好蝈蝈一个也得一二百以上，大膀者价值几百上千元。
清朝末年时因养虫者甚众，冬虫的买卖成为市场生意的一部分。当时有专门的冬虫市场，并设有特殊的标志。当时“使拣子以朱砂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现在的“点药”后，鸣声便发生变化，音色更为宽厚动听。
当时大部分养虫者是贫穷人家，他们以此为业，是挣钱养家糊口，不是为自娱。也有不少大冬虫养家，自己繁殖冬虫，目的是可以选得第一手好虫，如大膀大翅等，多余者送朋友可做人情，或发给小贩处理卖掉。 
据《顺天府志》载，晚清北京“在花市西者有油葫芦市，并卖蛐蛐儿，蝈蝈。十月盛行，以竹筒贮之，纳入怀中；听之鼠须探之，即鸣。蝈蝈兴使拣子以朱砂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振羽带铜音，出卖者以针插帽为标志”。说明当时玩赏冬季鸣虫越来越普及，形成了专门的油葫芦市，民间的“份虫儿罐家”亦很多。冬天养份油葫芦听叫，几乎家喻户晓，街头出现了担大纸箱（柜）经走街串巷后定点摆摊的人，称为“油葫芦挑子”。在各大庙会如北京逢五白塔寺，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市，逢七逢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等各日庙会，都有“油葫芦挑子”。在北京还有些地点经常有固定的“油葫芦挑子”，如菜市口东北把角处（即1999年前的菜市口商场南门一带）路北，隆福寺东街路南，天桥鸟市一带，都有“油葫芦挑子”。挑子是用纸糊的，外观为大白纸箱子或柜子形状，一面中间有小门。纸箱内分上下两层，下层放炭火盆，微火以温虫；上层摆满虫罐，比较好的油葫芦放入“一品夫人盖”的墨底小瓦罐内，一般油葫芦则放入小山罐（即小釉罐）内，上下两个一捆，挤满纸箱上层。如有真好的如“邪相”“大膀”“长衣”“大翅”等上品，则揣于怀中葫芦内。
在当时份蝈蝈的罐家较少，不如现在这样多。份出的一般和次品蝈蝈分别放入纸盒内，一个纸盒内放一个，不能混放，否则咬伤。好的蝈蝈个头大膀好，放入葫芦揣于怀中。
不同人选购时拿不同等级的虫，如油葫芦则以兔须或猫须制成的探子称“鞭儿”，撩虫头与须，诱虫开叫，以叫声优劣而论价。当然也要参考油葫芦的个头大小，皮色长相，商定成交。一般罐家除了自己出挑子外卖，还可发货给小行贩卖。真正的大罐家就不出摊卖了。真正好虫长衣大翅油葫芦及好膀大号蝈蝈都在家就被“匀走”卖掉，一般次品发货给小行贩。有些小行贩怀揣葫芦，走街串巷高声叫卖：“点药的油葫芦！豆绿蝈蝈！大个的蛐蛐儿！”购者闻声叫住，引入宅院室内挑选议价。
再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很少有走街串巷叫卖冬虫者。此后多为顶点摆摊卖冬虫。好的冬日鸣虫身价很高，一只好的蝈蝈或一只“邪相”大翅油葫芦，能卖十块或几十块银元。有些富商大贾学清宫内份虫，自己雇“把式”建暖房孵育鸣虫，份出好虫留于自己享用听叫，次者送人或卖给小行贩。
从清末到本世纪90年代，北京的育虫罐家很多，层出不穷。一批老罐家不在了，又接上一批新罐家。孵育冬虫，份油葫芦，蝈蝈的技术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有所发展。清末罐家蛐蛐儿赵（赵子臣之父）与二陈是当时份虫的两大罐家，在京城居领先地位，份蝈蝈，油葫芦等很有名。后来接班的下一代有四面陈；长腿王等。北京民国时份虫的“罐家”突出者主要有两家：一个是唐坊胡同的李四；一个是北城旧鼓楼大街的赵子臣。这两家份虫量最大，影响也最大。据说以后的寇双堂还曾在李四家帮工学徒，后在南城四平园自己另立门户发展起来的。
二三十年代有赵子臣；杨永顺；徐十；润瘸子；杂合面文子；麻杨等。后续的有大祥子；小箱子；寇二（寇双堂）；寇三；小梁子等。再往后有怯郭；王更子；戴八等。由于这一批批罐家虫贩寿长不等，有的愈搞影响愈大，有的仍未去世但半路改行，故在各罐家先后次序上不是很严格。
到五六十年代的知名罐家有：北京第一大罐家仍是赵子臣，在蟋蟀界影响深远。其次是寇家寇双堂，在南城四平园，份的蟋蟀；油葫芦；蝈蝈个头大，人称“海南子”，可惜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绝种。第三个罐家是大祥子，住安定门外贤孝牌，份虫历史较长，后中煤气过世。再次的有大卢（卢锁）；小蓝（蓝玉春），均住南城与宣外。麻鞭儿（或麻偏儿），真名叫王德财，住黑窑厂，常在果子巷口摆摊，所卖油葫芦有一段时间个头很大；牛街有白家份虫。
到了八九十年代，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的罐家，冬虫爱好者的队伍也日益壮大，推动着中国蟋蟀文化的历史长河不停前进。北京份虫的大小罐家不止几十份儿，后起之秀较为突出的有南城的孙玉良，虽为人工，但肯于钻研，虚心向昆虫专家请教，他近年份的蝈蝈个头大，膀子长，在北京可称头一号。他份的油葫芦过去也有辉煌战绩，多出大翅，产量大，可称京城罐家之首。最近又在繁殖蛉虫：大黄蛉；绿金钟；扎嘴儿等。再有新份虫的罐家徐建国，涉足虫界时间不长，但由于人实在又踏实，虚心求教，尊重科学，得到专家教授的指导，仅用两三年时间便份出出色的蝈蝈；油葫芦；蛐蛐儿。个头、皮色、鸣叫在市场上数一数二，成为又一个后来者居上的年轻罐家。其他如寇家后代寇艳琴的爱人薛志远，也是位朝气蓬勃、勤奋实干的罐家，份出的蝈蝈、油葫芦火候好、叫好、膀勤、寿命长，出好虫多。份虫世家之后白文亮、蓝玉春之后蓝印柱、菜市口的刘宝树等人份的蝈蝈也不错。北京份黑虫白虫的罐家很多，但能份出好蝈蝈的罐家屈指可数，如广外的李振芳，专份油葫芦，今后也准备份蝈蝈。
近年来冬季鸣虫爱好者与日俱增，队伍愈来愈大，爱好冬虫的更多，在北京的严冬，在凛冽的北风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蝈蝈的欢鸣声，给冰封雪飘的城市带来欢快的生机，点缀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陶冶了人们热爱大自然的情操，增加了都市的祥和和气氛，真可谓“冬虫举翅鸣盛世 鸣虫文化兴华夏”。　　（转自蝈蝈谱）

jaso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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