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云：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话的意思是说，五月蚂蚱弹腿叫，六月纺织娘(一种鸣虫)振翅；七月蟋蟀在田野，八月来到屋檐下；九月蟋蟀进门口，十月钻进我床下。按说现在就开始玩儿蛐蛐，为时还尚早。但对那些“就好这口儿”的天津爷们儿来说，蛐蛐要玩儿得像那么回事儿，这时候开始着手准备，也不算稀奇了。
天津历史上，一直是“斗蛐蛐”的主要城市之一。著名“津派”作家林希先生在其作品《蛐蛐四爷》当中对“斗蛐蛐”的涵义有如下注解：男子汉而玩蛐蛐，实在是绝对的圣贤；争强好胜之心，人皆有之，而身为一个堂堂七尺须眉，他居然把争强好胜之心交付在了蛐蛐身上，你想他心中除了忠孝廉耻仁义道德之外，还会再有什么？全世界各色人种，只有黄脸汉子玩蛐蛐，谁强谁弱，谁胜谁败，咱两人别交手，拉开场子捉两只虫儿来较量，我的虫儿胜了我便胜了，你的虫儿败了你便败了，而且不许耍赖，你瞅瞅，这是何等地道的儒雅襟怀！
宋无名氏蟋蟀图
老天津人斗蛐蛐扎堆东北角
林希先生笔下的“蛐蛐会”在“天后宫大街的一山堂”，历史上没有这个地方，但老天津人最爱扎堆儿斗蛐蛐的地方离天后宫不远，大约是现在的东北角一带。
林希先生少年时代，家庭条件好，“斗蛐蛐”是夏秋之际必备的“课余活动”。“我小时候玩儿蛐蛐主要都是自己捉的，偶尔花钱买一条，那也都算不上什么精品。小说里面写的一山堂是艺术虚构的场所，现实里人们斗蛐蛐常集中在当时的鸟市，就是现在的东北角一带。”
天津的鸟市，原来有两处：一个在现在南市的一条小巷内，巷口原有一个小牌坊，标明“鸟市”二字，但规模很小，名气不大；另一处在城东北角，老天津人通常所说的鸟市，指的就是这里。鸟市位于红桥区东南端，大胡同与新开大街交口以西一带，南临南开区，因与南市相对，又有“北市”之称。鸟市除了卖鸟，一般到了夏秋季节，便演化成鸣虫及蛐蛐的交易、展示场所。一些以此为生的人通常到山东、河北等地捕捉、收购蛐蛐，然后在天津的鸟市出售。林希先生回忆，鸟市上所见的蛐蛐，真正的上品比较少见，因为旧时天津的豪门望族多有喜好斗蛐蛐的富家公子，凡是上品的好蛐蛐，一般都直接送进这样的大户人家中，而能够流通到鸟市上的蛐蛐，大多是供普通老百姓赏玩的“中下品”。
虽然鸟市上不多见上品蛐蛐，但由于这里聚集了全天津卫爱好斗蛐蛐的爷们儿，所以斗蛐蛐的局一般都设在这里。每年最后一场的蛐蛐会最为精彩，一般都是当年“虫王”的决胜之战，场面甚是庄严。
早在双方虫主赴会的前三天，一山堂便打扫得一尘不染，而且用兰香整整熏了三天，堂厅之内已是一片幽香，再加上楠木大雕花案，双方主家的大桶木坐椅，一山堂主人决斗评判的太师椅，还有无数观众赌家的梨木坐椅，堂厅之内更是一股陈年木器味道，令人心旷神怡。而且一山堂的规矩，进得堂来，不许吐痰，不许咳嗽，不许抽鼻子，不许打喷嚏，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说话，不许走动，胜家不许喝彩，败家不许叹息，反正这么说吧，除了眨眼喘气之外，堂厅里的人，谁也不许发出一丝声音。
林希先生回忆，秋天的最后一场“蛐蛐会”通常是大户之间的角逐，场面庄严郑重是必须的。蛐蛐会的核心人物是“裁定人”，即“斗蛐蛐”的裁判。这种裁判多为德高望重的老者，还要精通斗蛐蛐的门道，在场上坐定一言不发，一副主持公道的神态，不怒自威。比赛时，双方虫主亲自将蛐蛐捧到场上，“裁定人”将两只虫“定对”，先比头，次比腿，兼比色，再比丝，称过体重，察看了牙齿，妥切无误，宣布“下圈”才开始比赛。
“蛐蛐把式”是“高级技工”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津人这么喜欢斗蛐蛐，这一条小虫竟然拉动了一个行业。林希先生介绍，正是出于满足大户人家养蛐蛐的需求，旧天津有很多以此为业的人。而就是在这个行业内部，也因分工不同，而涉及很多方面。
技术含量最高，收入最高的莫过于“蛐蛐把式”。《蛐蛐四爷》中的常爷就是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人。“蛐蛐把式这样的人到今天咱们生活中也有，他们靠饲养、调理蛐蛐为生，所有的技术全在手上。一个好的蛐蛐把式，爱蛐蛐、懂蛐蛐，能把毫无斗志的蛐蛐变成一个百折不挠的勇士。”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技术，蛐蛐把式的薪水最高，像常爷那样每次赛后得个小金元宝就不足为怪了。
林希先生告诉记者，旧天津大户人家玩儿蛐蛐大多都雇用蛐蛐把式。“大户人家玩儿蛐蛐论‘把’，一‘把’是十个小罐，一个大户人家每年养几百把蛐蛐，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所以必须要雇蛐蛐把式，还要雇上个把喂蛐蛐的童子，现在叫‘小工’。过去穷人家孩子到了夏秋季节去大户人家做喂蛐蛐的童子，也是高薪职业了。”
另外在“蛐蛐产业链”中赚钱的还有专门“倒虫”的贩子，也有专门替人捉虫的，还有每天起早帮蛐蛐“送早点”的。《蛐蛐四爷》里杨来春就是做这份营生的。蛐蛐吃蜘蛛，每天早晨要喝露水，而且是落在嫩草叶尖上的那滴露珠。于是有一批人专门干起捉蜘蛛割嫩草的工作，每天一大早把新鲜的蜘蛛、嫩草放在一个小盒儿里，往大户人家门口一放，按月收钱，送货上门，挺像现在送牛奶的。当然，这份职业比起靠技术吃饭的蛐蛐把式，收入上就相差太多了，可以算是“蛐蛐产业链”的最底层了。
除了饮食、教育这样的直接关联，“蛐蛐产业”里的服务行业也非常发达。从古至今，专门从事蛐蛐盆制作、收藏的人很多，当代天津仍有很多制盆名家，他们的作品被全国的蛐蛐爱好者所收藏。此外，为蛐蛐办理“后事”也是人们赚钱的途径之一。《蛐蛐四爷》里“常胜大将军”死后，被放入了金棺材，还专门请人来念经超度。“这些事儿不是杜撰，在旧天津都是有的。有人专门做蛐蛐的金棺材，也有人专门替蛐蛐念经超度，这些人都是以此为业，赚那些富家子弟的钱。”林希先生告诉记者。
蛐蛐罐，澄泥古砖最珍贵
当代狮球罐
用来饲养斗蟋蟀的器皿，叫做蟋蟀盆，也称为蛐蛐罐儿。蛐蛐罐儿有瓷制、陶制、玉制、石制以及漆器制品。而最有价值的，是瓷制和陶制两种。最早的蟋蟀罐都是由帝王指定的御窑和官窑烧制的，作为贡品专供皇室使用，极少传至民间。御窑、官窑烧制的蛐蛐罐儿精致无比，种类纷繁。到了明宣宗朱瞻基以后，蛐蛐罐的花色品种更加繁多，制作人的姓名也用印章的形式刻印于罐底。蟋蟀罐的制作工艺分南北两种流派，北方罐制作较粗糙，壁厚，形状单一，花纹少；而南方罐形状繁复，花纹多，做工极为精致。
史料记载，宋代时，斗蟋蟀娱乐很是兴盛，上自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有大量的促织痴迷者，特别在皇宫内，由此产生了一批宫廷御制的促织盆罐。这些盆罐，花式造型颇多，盆底多镌有烧制的窑名和制作者姓名。最奢侈的还用金、象牙等名贵材料装饰、或雕刻、或镶嵌。有的甚至还镶嵌珠宝、钻石，极其豪华。到了明代，一些窑口还时兴精瓷彩绘。只是后来宜兴紫砂盆罐的问世，因其透气性好，才被玩虫者广泛接受。在我国历史上，有些玩虫高手还用澄泥古砖制作促织盆，这种促织盆罐，泥质细洁，透气性好，能遗存下来的极为罕见，市场价格一般都较高。
在北方陶制蟋蟀罐中，赵子玉是名气最大的，几乎成了蛐蛐罐的代名词。道光年间书籍记载：“赵子玉，家北京，清初人。善制澄泥蟋蟀盆，式既古雅，刻镂亦精。好事者珍之，亚于宣德。”
目前我们常见蟋蟀盆的形状有鼓圆形、鼎圆形、直筒形、菱形、八角形，北方京津一带多厚壁鼓圆罐，且制作粗糙，样式单一，南方苏杭等地则以小巧精致取胜。如今，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只明代宣德紫石蟋蟀盆，此盆通体镂刻，香草盖，底部镌有“宣德年制”款，工艺甚为精湛。
孟教授的蟋蟀文化
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蟋蟀并未引起昆虫学家的格外注意，大部分昆虫学著作谈到它的内容十分有限，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它作为一种农业害虫来论述，研究的是如何消灭它们。但是很奇怪，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蟋蟀却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到的话题，而且它充当的角色是完全不同于昆虫学著作中的。两千多年来，这种本来十分普通的昆虫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有人畜养它，赏玩它；也有人吟咏它，歌颂它。环视世界其他各国，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为蟋蟀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更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居然积累起内容丰富的当然也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蟋蟀文化”。
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孟昭连教授研究古典文学之余，最喜欢鸣虫。1992年至今，他在鸣虫研究方面完成了多部著作，特别是《蟋蟀秘谱》《蟋蟀文化大典》《千年秋兴话蟋蟀》等作品，使他成为京津乃至全国“蟋蟀圈”里的名人。
孟昭连告诉记者，蟋蟀因有“知寒暑”的特点，所以它在古代主要因其“卜其时”的功能为人所用，就是人类通过它可以知道季节的变化。蟋蟀最早出现在典籍中，也多是谈到这个特点。《周书》：“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但蟋蟀之所以能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经久不衰，其吸引人主要还在于本身所固有的娱乐性，两强相遇，激烈争斗的场面非常精彩。明人高承埏这样描写他看到的斗蟋蟀：“其形昂若，其音喑然。见形而斗志遂起，闻声而雄心各前。张牙耀刃，竖须矗竿；挺翼直接，拔足争先；一进一退，载合载旋……盖不离方寸之余地，而若开八阵之壮图。”
“玩儿蟋蟀的人其实很讲究，他们认为蟋蟀有‘三德’：忠、勇、智。古人评价蟋蟀：而决其雌雄，乃见其张牙鼓翼，有奋不顾身之忠，有争先搏敌之勇，有委曲诱敌之智，然后知人之好之者，其物之所以动人乎。以缈缈之躯，备乎忠、勇、智三德而不好者，非夫也。”小小的蟋蟀罐里，似乎在演绎着一场楚汉相争的故事；方寸之间，仿佛变成了一个激烈厮杀的战场。喜欢冒险的人不多，尤其是喜欢冒生死之险的更少，但人们大都喜欢看惊险刺激的场面，尤其是生死搏杀的场面。西班牙人喜欢看斗牛，更多的人喜欢看拳击，也有人喜欢看杀人场面，可能都是源于一种共同的心理。人们对蟋蟀格斗场面的钟情，似乎也类似这种心理。试想，人们能怀着轻松无忧的心情看到两雄的生死搏斗，细细地鉴赏它们的争斗技巧，评论它们的优劣胜败，当然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蛐蛐头大是一宝
山东京津是“蛐蛐之乡”，每年都到天津贩蛐蛐的老冯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一说起怎么挑蛐蛐，他便如数家珍般兴奋地讲起他的“蛐蛐经”。
老冯告诉记者，挑蛐蛐先看头，蛐蛐头大是一宝。“蛐蛐的斗性能从头看出来，头的形状很重要，品级高低、优劣全在这个头的大小。头大，牙就大，脖子粗，咬的时候有劲儿。喜好蛐蛐不会选没关系，看头的大小总会看吧，先挑头大的蛐蛐就不会错。”
老冯介绍，就头的形状，蛐蛐分上中下三品。上品：以长圆形状的蛐蛐头为最上品，头向前凸起，好像个老寿星。另外直而圆大的头形也属于上品。中品一种为圆绽，另外一种是两边有棱角，形似大写的数字四，以青黄虫居多。下品：一种脑门凸起成尖形；另一种面部扁平，横端凸出的柿子头，这样的都不可选。此外头色也比较重要，蛐蛐的头色主要是指顶部和额部这两个部分。由好到次的顺序是青、黄、紫、白。其中琥珀青或是蟹青为上品。
看过了蛐蛐头，就要看蛐蛐的脚，六条腿粗壮有力，才能有好的弹跳力，能提高战斗中取胜的几率。
接着就要仔细观察蛐蛐的牙。每只蛐蛐都有门牙和衬牙，衬牙生于门牙内，是吃食用的，门牙也称斗牙，是用来吃食和格斗的，斗牙品种繁多，可从颜色上来判断优劣。上品的牙俗称“钢牙”，色如乌金，黑而发亮，是蛐蛐里面的最高级别，这种牙通常可遇不可求。中品为白牙，又称银牙，白而无光，成灰白色，一般为四方形，较粗壮。
市场上，蛐蛐的头形、颜色与牙齿颜色很注重搭配，如果是黄头配黄板牙或青头配白牙，这样的蛐蛐就比较值钱了。而黄头配白牙和红牙则次之，青头配红牙则相对较差，基本上不值钱。
说到牙齿，老冯提醒初学者还要注意牙形，通常善斗的蛐蛐不露牙根，钳挡小，开合迅速，这样斗的时候动作迅捷，不易被对方还口。
另外，蛐蛐的重量也是比较重要的挑选方面，一般越重越大的蛐蛐越值钱，但在体型相近的情况下，身轻的则可能更为值钱。
使芡子的手上功夫
常爷有着“神”一般的手上功夫，一根芡长六寸，下面系着一寸半长的细芡草，用厚厚的双层黑布蒙上常爷的眼睛，再领着常爷在院里打一百个窝窝旋儿，停下脚步，领着常爷的手下芡触蛐蛐，当即，常爷能给你说出这只蛐蛐的形状、体重，什么头，什么项背，什么腿，什么翅，什么牙口，什么触须。
林希先生笔下的“常爷”显然有点儿夸张，但蛐蛐把式这芡子上的能耐却不可小觑。“芡”就是逗蛐蛐的“葭”，有的以鼠须粘在竹签上，有的以葭草中之细弱且又柔韧者“炼”成，是撩逗蛐蛐拼死搏杀的一种用具。按照圈里说法，蛐蛐芡子讲究的要用紫檀制杆，鼠须为毛，才是上品。而这蛐蛐把式的功力全在于使用“芡”的秘招绝活上。
斗蛐蛐时，先用蛐蛐芡子伸入笼或罐中撩拨蛐蛐，以招其怒，引着蛐蛐去“掐架”。蛐蛐到了斗盆里，主人就用探子引诱两只蛐蛐见面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用衔草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斗赢了的蛐蛐，振翅长鸣，主人在盆盖后面的贴纸上记上它的战绩。
为赌而养，必败
宋人顾逢在他的《负曝杂录》中记载，唐代天宝年间的长安富人已开始用珍贵的虫具畜养蟋蟀，用斗蟋蟀的方式进行豪赌，一掷千金。南宋姜白石的一首词里说，当时的杭州城里不但有斗蟋蟀的游戏，而且一开始就与赌博联系起来，所以蟋蟀的价格亦甚昂贵。
旧天津的蟋蟀赌局赌注随意，但讲究颇多。赌胜负，赌一赔一；赌斗局，你赌三局之中前两局胜，他赌三局之中前后两局胜，再有的赌第一局败，然后转败为胜，后二局连胜，如是，赌一赔五；赌回合，赌结局，讲法越多人们的侥幸心理就越多。
但无论是写小说的林希先生，还是搞研究的孟教授，说起“斗蛐蛐”涉赌，都禁不住摇头。林希先生告诉记者，《蛐蛐四爷》里面因为斗蛐蛐的家族争斗绝不是夸大其词的渲染，“我们家族比较庞大，我小的时候，我的亲戚里面就有因为斗蛐蛐而输掉了全部家产的。所以，蛐蛐的乐趣一旦与赌联系上，就再也没有乐趣而言。”
所以，断指明志的余四爷感叹“为赌而养虫者，必败。因爱虫而争三者，最终才有一人得胜。孩儿爱蛐蛐，知蛐蛐，调理蛐蛐，世上说是玩蛐蛐，其实是哄着蛐蛐玩。世上有势利小人，总想以一虫之勇掠人财物，因此他们才设局下赌，一局一局地不知害了多少人家。”来源：北方网 | 
发表于 2010-4-29 23: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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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9 23:28:29
发表于 2010-5-1 11:5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