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赌庄与“蟋蟀教授”-4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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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巧妙地回溯了李博士渊博的研究。她提到他常常阅读书架上泛黄的书籍，他把我既当学生又当朋友（“发起连珠炮弹般的提问”，她这样描述我对蟋蟀的反应）。她认为李博士是一位现代文士，有修养的人；他浸润在传统学问之中，包括对（我归纳为）“自然”的沉思、欣赏和改造，而蟋蟀的“识养斗“自古以来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
她写道，李博士指导我，是在实践儒家的“传道解惑”：教师传授古代圣人的智慧，并解释疑难之处。她告诉读者，他提倡蟋蟀、但反赌博的运动是一个文化事业，是要从现在的漩涡中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既是过去的避风港，也是未来的起点。她说得很对，如果不指出这些才能和欲望，其余的就无法立足了。
李博士在上海长大，跟我遇见的他那一代其他男人一样，他小小年纪被哥哥激发并培养出对蟋蟀的迷恋。他说，四十年代末，他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经过城隍庙的大蟋蟀市场（现在早就没有了）；他记得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蟋蟀；他温情地回忆起周围一起长大的“虫友”，自己年龄段的男孩，还有偶尔停下来与他们一起玩的成年人。
20岁时，他从上海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学会了摄影和动画技术。80年代中期，他被聘为交大的摄影和动画艺术教授。
我们没有谈及这一点，他在著作里也不提，但那个年代的上海历史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都市，由于其腐朽的殖民历史，不再被信任；曾经有过拆除城市并遣散市民的计划，但最终没有实施；强制关闭成千上百家工厂、学校和医院，并重新安置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被迁移的二百万居民；城市的直线衰落和停滞不前，直到终于被纳入了邓小平的改革战略，1992年的“浦东开发开放政策”；辉煌的复苏，使香港黯然失色，自东海之滨，放眼西方，眺望日本、韩国和东南亚。
与此同时，李世钧还在持续着对蟋蟀的热情。他结了婚，养了家，承担起了责任，改善了职业生涯，扩大了蟋蟀好友的圈子，并拒绝赌博。他讲述自己如何在上海街区徘徊，寻找蟋蟀友，一个愿意跟他斗蟋蟀，但不赌钱的人。一次次地，他都被回绝了。他强调斗蟋蟀只是为“锻炼”，为了练习。但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虫子置于没有奖励的潜在风险中。他回到家，非常沮丧，哀叹“世风不良”。妻子看出他的失落，当了他的“虫友”，于是夫妻俩在自己的公寓里，一起斗蟋蟀。
那是八十年代初，文革大动乱渐渐让位于改革开放的新变动。斗蟋蟀已经有了复兴的迹象，交大和复旦的爱好者在李博士的公寓里举行校际比赛，他的妻女则为大家准备丰盛的家宴（正如她们为我所做的）；并在教授的赞助和鼓励下，培养出了一种蟋蟀沙龙。他写道，一个真正的沙龙，而不是那种通过赌博建立的朋友关系，为钱撕破脸，从此陌路。那些赌徒一起旅行、一起收集、一起战斗，但各自的知识却严加保密，而这些蟋蟀爱好者会分享经验。他们是一个永远的朋友圈，对蟋蟀的爱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圈子里，李是公认的“大哥”。
我无法忘怀李博士和妻子在上海公寓里的的形象，他们像是逃离了不断恶化的周遭环境，却又处于他们所热爱的活动繁荣的巅峰，但这种繁荣并非源于蟋蟀文化中精英传统的回归，而是得益于松弛的道德规范，收入增加和财富追求汇合而成的狂潮。这是导致赌博再生的肥沃土壤，也是李博士焦虑的根源。对教授来说，这充满讽刺意义，令人不安甚至迷惑。因为李世钧相信，蟋蟀的养与斗是“怡情养性”，也即对道德品格的培养，它使自我得到升华，从而提升整个社会。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在著作中，教授都非常坦率。在他的《中国斗蟀五十不选》的结尾（不选斗牙形状像“八”的，不选圆翅的，不选只有一根触须的，不选半雄半雌的，等等），他写道，社会看不起斗蟋蟀并不奇怪。在大学里，他穿西装戴领带讲课，而在蟋蟀市场，被“下等人”包围着，为了不显得可笑，他不得不穿着随便，同样打扮：拖鞋、T恤和短裤。缺乏文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周围到处都在吸烟、骂架、吐痰。而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必须先举止文明。”他强调说。
也不仅仅是自我放逐的问题。他创造的圈子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样板。他说，中国社会处于文明危机；斗蟋蟀作为修身养性的艺术，具有悠久历史。它是一门学科，精神之路，是培养和提高自我的理想工具。凭借其传统、知识和学术般的要求，斗蟋蟀是难得的训练，更像太极，而非麻将。现在却被赌博糟蹋了。如此高雅的活动却成了退化的载体，真如噩梦一般。
反赌运动是解放以来中国的一大特征。尽管有周期性的严厉管制，但是限制赌博的效果微乎其微，尤其是毛泽东时代之后。跟八十年代期间取缔麻将的失败尝试不同，对蟋蟀的打击是间接的，这与明代清代禁止城市蟋蟀赌庄职业网络的做法雷同，立法一直是针对赌博，而非蟋蟀。
即使在文革期间，斗蟋蟀也没有被正式取缔过。然而，正如方大师和其他人所回忆的，基于这样那样的因素，斗蟋蟀还是被挤到了边缘。除了小孩子，没有人能找到时间玩蟋蟀；即使生活相对完整，成年人还得忙于开会。但对赌博的态度毫不含糊。它被作为封建遗毒而唾弃，这个遗毒在中国社会里尤其根深蒂固。斗蟋蟀受到打击，是因为它与赌博属于上层社会的腐败，属于通常被标志为男性特质的各种各样的纵性放任（性、毒、酒、财；奢侈、享乐、等等）。换句话说，蟋蟀由于那些社会丑恶面而受到打击——斗蟋蟀也正是因此而兴旺起来——这些丑恶面来自文化和历史深处，也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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