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万礼张以前的蟋蟀罐

赤足红旗 · 发表于 2009-4-1 16:41:30

<H1>万礼张以前的蟋蟀罐</H1>
<DIV class=artInfo align=center> 2009年03月19日 11:08 大众网-齐鲁晚报</DIV>
<CENTER><IMG src="http://i1.sinaimg.cn/cj/money/collection/rollnews/20090319/U2633P31T1D5997664F46DT20090319110825.jpg"></CENTER>
　　养蟋蟀的器物，北方习惯称“罐”，南方则称为“盆”。
　　各类著述中所提及最早的蟋蟀罐是北宋末期，徽宗时代之“宣和盆”，其形制与今日虫盆有很大不同，见于明万历刊本《鼎新图像虫经》。据其书口“虎林元版”等字样，可知翻刻于元代版本。书前刊有图像，列“王府盆”、“平章盆”、“象窑盆”、“宣和盆”四例，其中“平章盆”显然与贾似道有关，当系南宋后期虫盆，“王府盆”、“象窑盆”似可理解为元代虫盆，而最早者即为“宣和盆”。因未见传世品，王世襄先生对这几款蟋蟀盆并不认可，言“只能姑妄听之而已”。但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今宣窑盆甚珍贵，其价不减宣和盆也。”似乎明万历时，民间尚有传为“宣和盆”的实物存世。就四款蟋蟀盆而言，宣和盆(北宋)—平章盆(南宋)—王府盆、象窑盆(元)，形制由繁而简，由观赏性趋于实用性，倒也体现出一个演化的趋向。似乎《鼎新谱》所载，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与《万历野获编》所载，相互印证，似有一定来源。是否可靠，尚待今后的考古发现证实。
　　中国斗蟋风习，能为史学之“双重证据法”所证实的，当在南宋早期，即高宗赵构时代。《文物》杂志1973年第五期刊文称：1966年5月，镇江官圹桥发现古墓，出土蟋蟀过笼三具，有一只内侧有四字铭文“口名朱家”(残一字)，显然为民间烧造。从图上看，其中一只腰长形过笼与今日所用过笼已无二致。据考古报告称，此墓年代约为12世纪中期。此时当为高宗绍兴晚期，距北宋宣和年间不过30年。距金人放弃江南而北去之1132年，不过一二十年。距1141年宋金和谈成功，宋、金划淮河而治，南宋局势得以平稳，未及十年。
　　过笼是蟋蟀盆的附属器物，不会独立存在，也不可能早于蟋蟀盆的产生。既是随葬品，当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可知此宗虫具又当早于墓葬年代。而此前战乱频仍，是否有人能有闲情逸致烧造虫具？或为前朝遗物？难下定论。故蟋蟀盆产生于两宋之间乃至还早一点，是极可能的事。从野史、笔记及传世品看，制作虫具的材质：陶、瓷、竹、漆器皆有，但玉质、石质者或偶一为之，但因其不合虫性——既不透气，又过于寒凉，属费力不讨好，当为妄人所为，不入主流。水槽、食板则玉质、玛瑙者多见，正是取其凉，使水、食不易馊。
　　据乾隆四十一年所刊朱从延之《王孙鉴》称：“余闻当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贾平章半闲堂遗物，金饰郑重，完好精美，足称雅玩，时有好事者数欲购之，终不能夺。后阋墙致毁，深足惋惜。”然也。手足之争，奈何至于斯？但于此约略可看出，所谓“平章盆”清初尚存。
　　据古气象学专家竺可桢的研究，南宋至终元一朝为中古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其后五百年来未有如此寒冷气候。可能与此有关，有元一代北方斗蟋风习不见著录，亦未见北方形制之蟋蟀罐。南盆有传世者，但亦不易考辨。
　　宣德时，大明已迁都北京日久，因帝王好斗蟋之戏，斗蟋之风遂渐及北方。王世襄《秋虫六忆》著录李桐华旧藏之“大明宣德年制”浮雕双狮纹蟋蟀罐，已为北方厚壁罐(此罐曾经黄绍斌之手，现藏于北京某著名画家后人手中)。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双款识蟋蟀罐，王世襄先生认为“其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余非常认同此见。目前天津市面尚漂有一只此款虫盆，并镌有跋文。李金圣道兄曾目见，并带回其款识、跋文拓本复印件。于其跋文考察，破绽更多。当为仿制品无疑，但其仿制年代不详，从器物类形学的角度分析，或为晚清。
　　宣德官窑曾烧制瓷质蟋蟀罐，传世品仅见于日本户栗美术馆所藏。近年，景德镇中华路明代御窑厂遗址出土大量瓷片，经复原，得官窑青花蟋蟀罐数十只，并有残碎青花过笼一只，详情已由刘新园先生写成《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行世，恕不赘述。宣德帝应当是用过陶制蟋蟀罐的，但似乎没有御窑，仍是从民间征集。明代实行御窑厂制度，倘有御窑，当有档案记录。
　　此时南盆的烧造仍集中于苏州陆墓，野史载，宣德时贡盆多出邹、莫两家，虫盆有彩泥镶嵌，镂雕人物等装饰。近年于京津两地曾分别见到此类南盆三只，纹饰各有不同，彩泥装饰极精细，薄壁，微鼓形，器形硕大甚于今日“大一号”，有类斗盆。但整体形制比例仍属南盆，有如南盆之放大版。属款为纵排“大明宣德年制”。余于南盆素无研究，见识不及，尚难判真伪。
　　北方陶制蟋蟀罐，所知最早的则是“万礼张”系列。

秋高气爽 · 发表于 2009-5-10 11:23:2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赤足红旗在2009-4-1 16:41:30的发言： 
<H1>万礼张以前的蟋蟀罐</H1>
<DIV class=artInfo align=center>2009年03月19日 11:08 大众网-齐鲁晚报</DIV>
<CENTER><IMG src="http://i1.sinaimg.cn/cj/money/collection/rollnews/20090319/U2633P31T1D5997664F46DT20090319110825.jpg"></CENTER>
　　养蟋蟀的器物，北方习惯称“罐”，南方则称为“盆”。
　　各类著述中所提及最早的蟋蟀罐是北宋末期，徽宗时代之“宣和盆”，其形制与今日虫盆有很大不同，见于明万历刊本《鼎新图像虫经》。据其书口“虎林元版”等字样，可知翻刻于元代版本。书前刊有图像，列“王府盆”、“平章盆”、“象窑盆”、“宣和盆”四例，其中“平章盆”显然与贾似道有关，当系南宋后期虫盆，“王府盆”、“象窑盆”似可理解为元代虫盆，而最早者即为“宣和盆”。因未见传世品，王世襄先生对这几款蟋蟀盆并不认可，言“只能姑妄听之而已”。但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今宣窑盆甚珍贵，其价不减宣和盆也。”似乎明万历时，民间尚有传为“宣和盆”的实物存世。就四款蟋蟀盆而言，宣和盆(北宋)—平章盆(南宋)—王府盆、象窑盆(元)，形制由繁而简，由观赏性趋于实用性，倒也体现出一个演化的趋向。似乎《鼎新谱》所载，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与《万历野获编》所载，相互印证，似有一定来源。是否可靠，尚待今后的考古发现证实。
　　中国斗蟋风习，能为史学之“双重证据法”所证实的，当在南宋早期，即高宗赵构时代。《文物》杂志1973年第五期刊文称：1966年5月，镇江官圹桥发现古墓，出土蟋蟀过笼三具，有一只内侧有四字铭文“口名朱家”(残一字)，显然为民间烧造。从图上看，其中一只腰长形过笼与今日所用过笼已无二致。据考古报告称，此墓年代约为12世纪中期。此时当为高宗绍兴晚期，距北宋宣和年间不过30年。距金人放弃江南而北去之1132年，不过一二十年。距1141年宋金和谈成功，宋、金划淮河而治，南宋局势得以平稳，未及十年。
　　过笼是蟋蟀盆的附属器物，不会独立存在，也不可能早于蟋蟀盆的产生。既是随葬品，当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可知此宗虫具又当早于墓葬年代。而此前战乱频仍，是否有人能有闲情逸致烧造虫具？或为前朝遗物？难下定论。故蟋蟀盆产生于两宋之间乃至还早一点，是极可能的事。从野史、笔记及传世品看，制作虫具的材质：陶、瓷、竹、漆器皆有，

　　据乾隆四十一年所刊朱从延之《王孙鉴》称：“余闻当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贾平章半闲堂遗物，金饰郑重，完好精美，足称雅玩，时有好事者数欲购之，终不能夺。后阋墙致毁，深足惋惜。”然也。手足之争，奈何至于斯？但于此约略可看出，所谓“平章盆”清初尚存。
　　据古气象学专家竺可桢的研究，南宋至终元一朝为中古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其后五百年来未有如此寒冷气候。可能与此有关，有元一代北方斗蟋风习不见著录，亦未见北方形制之蟋蟀罐。南盆有传世者，但亦不易考辨。
　　宣德时，大明已迁都北京日久，因帝王好斗蟋之戏，斗蟋之风遂渐及北方。王世襄《秋虫六忆》著录李桐华旧藏之“大明宣德年制”浮雕双狮纹蟋蟀罐，已为北方厚壁罐(此罐曾经黄绍斌之手，现藏于北京某著名画家后人手中)。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双款识蟋蟀罐，王世襄先生认为“其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余非常认同此见。目前天津市面尚漂有一只此款虫盆，并镌有跋文。李金圣道兄曾目见，并带回其款识、跋文拓本复印件。于其跋文考察，破绽更多。当为仿制品无疑，但其仿制年代不详，从器物类形学的角度分析，或为晚清。
　　宣德官窑曾烧制瓷质蟋蟀罐，传世品仅见于日本户栗美术馆所藏。近年，景德镇中华路明代御窑厂遗址出土大量瓷片，经复原，得官窑青花蟋蟀罐数十只，并有残碎青花过笼一只，详情已由刘新园先生写成《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行世，恕不赘述。宣德帝应当是用过陶制蟋蟀罐的，但似乎没有御窑，仍是从民间征集。明代实行御窑厂制度，倘有御窑，当有档案记录。
　　此时南盆的烧造仍集中于苏州陆墓，野史载，宣德时贡盆多出邹、莫两家，虫盆有彩泥镶嵌，镂雕人物等装饰。近年于京津两地曾分别见到此类南盆三只，纹饰各有不同，彩泥装饰极精细，薄壁，微鼓形，器形硕大甚于今日“大一号”，有类斗盆。但整体形制比例仍属南盆，有如南盆之放大版。属款为纵排“大明宣德年制”。余于南盆素无研究，见识不及，尚难判真伪。
　　北方陶制蟋蟀罐，所知最早的则是“万礼张”系列。</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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