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为何火了一千年~

人生是一场旅行 · 发表于 2014-11-19 18: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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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不仅斗兽，也斗禽虫。
斗禽，如斗鸡、斗鹌鹑；斗虫，如斗蚁、斗蟋蟀。
禽虫虽小，性尤好斗。争斗起来，或羽飞肢残，或横尸疆场，少有畏惧。其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令人感动，惹人爱怜。其最为憨勇者，恐怕莫过于蟋蟀了。
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
故事说，准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
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已，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金鸡败北。这故事自然是夸张的，但却写出了蟋蟀不畏强敌的精神。
难怪其优胜者常常赢得人们给予的“铁枪”、“无畏”，乃至“大将军”，“威猛将军”、“虫王”等雅号美称了。
凡目睹过斗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实不减于雄禽猛兽。
　  斗蟋在各种斗戏中兴起为晚，而其于东方文化之影响，却最大、最普遍。乃至古代有“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而今又有“蟋蟀协会”，成为古往今来，从宫廷到民间，千百万人所雅好的游艺活动之一。
此种活动，究竟始于何时呢？
　  万金一喙——斗蟋之戏源于唐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
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从“蟋蟀”之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
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促其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何时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已难以稽考。今日可见之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者为五代人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人们在玩赏蟋蟀过程中，终于发现两尾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率先在宫禁中兴起斗蟋之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
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之风，是否即始于此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却未作详说。今天，也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开元天宝以前，虽不见著述，于文献无征，也未必就没有。当时长安斗蟋之盛况，焉能在短期之内可以发展起来？因之可说，斗蟋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
　 “蟋蟀宰相”——斗准专著见诸宋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相传天台人道济，即喜嗜酒肉的有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嗜蟋者死后，亦将畜蟋用具随葬。镇江南宋古墓就曾出土过蟋蟀过笼多只。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情景的中国画，即南宋之遗物。
　　就在此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其西湖葛岭的私宅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题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却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其间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他听到竟然一点也不脸红。朝廷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南宋小朝廷的崩溃。
　　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贾氏《促织经》原著今已不传，现在见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蟋蟀皇帝”——斗蟋文学名著见之于明清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其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